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提出，全面深化改革的總目標，是“完善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，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的現代化”。這一論斷，引起國內外廣泛關注，尤其是“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的現代化”，被外媒稱譽為中國的“第五個現代化”。劉云山同志強調：這個總目標是一個重要的理論創新，它揭示了改革的方向，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總體目標相適應，是全面深化改革的總引領，也是我們必須把握好的第一位要求。那么，中國的現代化戰略是什么？如何理解“促進公平正義是全面深化改革的出發點和落腳點”？如何把握我國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進程中“公平正義”和“改革發展穩定”的地位及其相互關系？

　　現代化的內涵與中國社會主義現代化戰略

　　一般而言，現代化描述的是社會從農業時代向工業時代（商品時代）結構轉換的歷史進程及其成果。

　　在農業時代，人類社會是通過“你種蘋果，我種梨”的方式生存的，人的發展體現為“農民化”（農村里的人，種地的人），經濟發展體現為“農業化”，社會交往平臺集中在“自然村落”（即人們是因一定的血緣關系而聚在一起）。而隨著“蘋果和梨”種得越來越多，社會需求轉變為“種蘋果的想吃梨，種梨的想吃蘋果”，歷史開始進入“用蘋果換梨”的階段。這就是商品時代。該階段，人的發展體現為“市民化”（城市里的人，市場中的人），經濟發展體現為“工業化”，社會交往平臺轉換為“城市社區”（即人們是因同樣的收入水平住一個小區）。可見，現代化緣起于社會從自然經濟向商品經濟的轉換，體現為“農民—市民”“農業化—工業化”“自然村落—城市社區”三大核心框架的變革。

　　立足于中國，中央在1980年代提出了針對中國國情的現代化戰略，鄧小平把它稱之為“中國式現代化”。其基本內容是：1990—2000年，進入小康，解決溫飽問題，在理論上，即是讓“蘋果和梨越來越多”；2000—2010年，全面建設小康社會，奠定商品化的基礎；2010—2020年，全面建成小康，即完成“種蘋果和種梨——賣蘋果和賣梨”轉換。上述戰略在政策設計上即為“小康社會戰略”。2012年，黨的十八大召開，標志著中國完成了從“建設小康”向“建成小康”、從“改革啟動——市場體制突破和完善”向“全面深化改革”的階段性轉換。2013年，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召開，中央對全面深化改革作出了總體部署，提煉出11個重大問題，設計了主攻方向、路線圖和時間表，并同時提出了在新的歷史起點上，“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的現代化”這一新論斷和新目標。這表明，隨著時代的發展，中國社會主義現代化戰略在不斷向前推進。

　　改革發展穩定在中國社會主義現代化進程中的特殊定位

　　一般而言，改革發展穩定三者之間，改革是手段，發展是目的，穩定是條件。但是，從中央戰略持續推進的角度看，三者之間還有更重要的一層關系，即：在中國實現現代化進程中，改革是主線或主要脈絡，發展是硬道理，穩定是硬任務。之所以這樣，源于當前基本國情和獨特的發展路徑。

　　從國情上看，當前我國存在兩個數據：一是戶籍農民9.5億，占總人口的70%。這意味著，現代化要實現“種蘋果種梨—賣蘋果賣梨”轉換，我們還有70%的人口沒有做到；二是農村宅基地5.52億畝，是城市社區的4.8倍。這意味著，現代化要完成“自然村落—城市社區”轉換，我們還有4.8倍于城市社區的國土空間未實現轉變。也就是說，從現代化的戰略要求及其現在的實現程度看，我們依然任重而道遠。

　　那么，我們今天在哪里？1978年，中國啟動農村改革；1984年，啟動城市改革，二者構成了改革的啟動階段。1993年，十四屆三中全會通過《關于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若干問題的決定》，意味著中國引進市場體制，實現了重要體制的突破；2002年，十六屆三中全會通過《關于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若干問題的決定》，標志著我們完成了對市場基本框架的完善工作。合起來看，1993—2013年，構成中國改革進程中的重要體制突破和完善階段。今天，十八屆三中全會通過的《中共中央關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》再次表明，我們的改革進程出現了一個質的飛躍：從某一方面的改革到全面改革；從先易后難的改革到攻堅期、深水區的改革；從摸著石頭過河性的改革到摸著石頭過河與頂層設計相統一的改革。所以，改革啟動（1978—1993）—改革的體制突破和完善（2003—2013）—改革的全面深化（2013起），構成了中國現代化進程特有的路徑和脈絡。這意味著，改革成為我們現代化進程的主線或主要脈絡。

　　發展緣何成為硬道理？源于我國的發展需求和社會主義的根本任務。其一，從發展需求看，1978年啟動改革，要解決溫飽問題。此時，中國社會蛋糕不大，其核心需求是要做大蛋糕。所以，一直到2002年溫飽問題基本解決為止，中國一個時期內（1978—2002年）的基本需求都是“生產性”的，社會總體上處于進行“生產性努力”的階段。2002年至今，雖然中國的“肚子問題”相對緩解，但是，在擁有70%農村人口和5.52億畝農村宅基地的國情面前，中國依然要面對做大蛋糕的需求。一定意義上，中國發展依然是“生產性”偏重的狀態，所以，發展仍然是我們解決問題的關鍵。十八屆三中全會根據生產力決定生產關系的原理和方法，并根據我國生產力發展水平依然比較低的實際，明確強調，要堅持發展仍然是解決我國所有問題的關鍵這個重大戰略判斷，以經濟建設為中心。其二，從社會主義的根本任務看，社會主義是共產主義的第一階段，社會主義的任務是提供足夠的“蘋果和梨”，最終使其達到“像空氣和陽光一樣多”，從而推進社會進入“產品經濟時代”（共產主義的高級階段）。因此，在社會主義社會階段，我們的根本任務是解放和發展社會生產力。一則現實需求，二則內在要求，這兩個方面構成當前我國國家發展的基本遵循。

　　穩定為什么是硬任務？一方面是由當前我國的“分配性訴求”決定，另一方面則是因為社會主義最終目的——共同富裕使然。體現在社會心態上就是，以前人們默默低頭拉車，現在則是慢慢抬頭，盯著蛋糕。如何把蛋糕分好？需要一個好的游戲規則。而游戲規則在本質上講，是一種基于一定認同的社會秩序建構，這種建構的核心要素有二個：一是平穩，二是協定。平穩，即動態的平衡；協定，即協商基礎上的定規定制。合起來，就是現代意義上的穩定。

　　所謂社會主義的最終目的——共同富裕，核心是指勞動者通過嚴密的政黨制度實現對國家政權的控制，在經濟議程上體現為國有資本對私人資本的控制。其基本邏輯是：私人資本具有兩個本性，即利潤嗜求和安全本能。利潤嗜求，使得資本具有自私性和不正義性；安全本能，使得資本沒有祖國。為克服資本的負面性，馬克思提出國有資本理念，即通過國家對資本的控制，使得它既有祖國，又具有一定自律性。在這里，國有資本其背后的主體是勞動者，前臺的手段是市場，外部的邊界是國家，三者合一，既約束了私利，又保證了動力，體現了社會主義在商品領域對資本主義的揚棄。因為這種揚棄的核心是對資本的“私利性”的克服，因此在邏輯上，國有資本的核心特征是“共同體性”，反映在實踐上，即社會主義發展的最終目的是共同富裕，而不是少數人富裕。不是為了少數人發展，因而該發展具有可持續性；不是為了個體性利益，因而該發展具有內在的協商訴求。合起來，共同富裕，既具有可持續性優勢，又具有協商性訴求。因此，共同富裕的價值取向，在客觀上要求社會發展追求“穩定”之特質（動態平衡+協商規制）。在這個意義上，保持穩定是社會主義發展的內在訴求。

　　總而言之，改革發展穩定之關系，因為中國社會主義現代化進程的獨特性，形成了不同于其自身邏輯關聯的新一層關系，即改革是主線或主要脈絡、發展是硬道理、穩定是硬任務，這層關系構成中國現代化進程的實踐框架。這一框架意味著，在全面深化改革新階段，一定要處理好改革發展穩定的關系。問題的關鍵是：如何改革？如何發展？如何穩定？

　　公平正義是處理好改革發展穩定關系的關鍵

　　從理論上說，公平，核心是比例平等；正義，核心是絕對平等。比例平等，來源于A和B之間的下述關系：若A有能力，貢獻100元價值，B能力一般，只能貢獻10元價值，那么，社會該如何回報？如果確定“同一回報率”，則就是公平。在這里，“同一回報率”之所以最佳，是因為，唯有這樣才可以激勵能者，鞭策平者，使“蛋糕越來越大”，舍此相反。換言之，公平的起點是解決效率問題。但是，假若社會僅僅推行公平政策，那么，A得的越來越多，B得的相對越來越少，則兩極分化出現；若兩極分化超出臨界點，那么，社會可持續性就會中斷。可見，公平原則具有邊界，超出該邊界，公平的功能就會走向反面。基于此，正義原則成為必須。

　　何為正義？這即“絕對平等”原則。其內涵是：隨著公平的推進，A成為富人，Ｂ相對成為窮人。如何避免兩極分化？需要測算窮人Ｂ能過上“有人的尊嚴的生活”需要多少錢，假若測算得出需要50元，那么，國家就要無償提供50元，既給Ｂ也給Ａ，這就是絕對平等的含義，也即正義的基本邏輯。可見，正義原則針對的是如何避免兩極分化、如何確保最窮的人能過上有人的尊嚴的生活。簡言之，正義與社會“效率”無關，它解決的是可持續性問題。

　　綜合而言，首先，一個社會的發展要有效率，否則社會就沒有蛋糕或者蛋糕越來越少，這決定了社會的首要邏輯是公平；其次，社會的發展的要旨在于永久持續，而公平本身無法提供可持續性支撐，因此，正義成為社會發展的第二個要件。完整說，一個社會，第一要件是公平，有它才會有蛋糕或者才會不斷做大蛋糕；第二要件是正義，有它才有可持續性，進而永久發展。回到中國當下正在進行著的全面深化改革偉大進程，可以發現：

　　首先，當前中國已經進入做大蛋糕而不再僅僅是做出蛋糕的階段，我們面臨的首要任務是“如何使蛋糕做得越來越大”。這決定了我們必須把能帶來效率的“公平原則”作為發展問題的前提。如何有效實踐這一原則？理論上，需要三個宏觀政策給予保證：合理的社會分配率（工資總額占GDP的比重）監管；合適的消費率（消費總額占GDP的比重）監控；動態可調的薪酬回報制度。其次，當前中國，基于做大蛋糕基礎上的訴求逐漸趨向于“分配性”，一定意義上，愈演愈烈的“分配性沖突”和社會怨氣就是對當前收入差距的不滿之宣泄。這預示著我國的正義之不足，需要提供足夠的正義資源以保持社會穩定。從國家角度看，需要對當前中國底層群體進行摸底，這是制定有關正義政策的前提。理論上說，我們需要三個宏觀政策框架來解決這個問題：社會基礎保障制度；社會基本福利制度；政府中的科、教、文、衛職能部門提供基本公共物品的能力和質量。總之，在全面深化改革的新階段，發展問題能否解決好，關鍵是公平原則是否到位和有效；穩定問題能否處理好，關鍵是正義原則是否轉換為政策理念并被有效實施；改革能否得到人民群眾認同，關鍵在于改革能否體現公平正義和增進人民福祉，能否解放和發展社會生產力，能否解放和增強社會創新活力。而反過來，基于公平正義的改革，既有利于使發展充滿動力活力，也有利于使社會達到和諧穩定；既利于健全發展的動力機制，也利于健全穩定的平衡機制。在這里，公平正義，使得改革發展穩定有機統一起來。正因如此，新一屆中央領導集體思考的總問題，是改革發展穩定之間的關系，這是統領其他一切問題的根本問題，其中，改革又是這一總問題的“牛鼻子”，它統領著發展與穩定。改革是決定當代中國命運的關鍵抉擇。由此，改革發展穩定尤其是改革，可能會成為新一屆中央領導集體理論創新的聚焦點。（韓慶祥 張健）